没有哪个物种能像我们一样传授知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可能是唯一可以理解他人想法的物种，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人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以为别人是怎么想的。这种推演能力是脑的典型特征，它在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育工作者必须不断地思考学生不知道什么，并基于此调整自己的表达和示例，以便快速地增加学生的学识。一旦学生知道老师清楚地了解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就会把老师的每一个动作都理解为正在试图向他们传授新知识。这个良性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大人明白，孩子知道大人清楚哪些东西是他们不知道的……这促使大人可以选择那些孩子可以听懂、可以类比的例子。
这种教学方式似乎在任何其他物种中都不存在，它很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2006年，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发表在《科学》上，描述了南非猫鼬的教学方式。但在我看来，这项研究误解了教学的定义。这篇文章讲的是猫鼬是如何学会准备食物的。猫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们以极其危险的猎物为食，在吃有毒刺的蝎子之前它们必须将毒刺去掉，否则会性命堪忧。它们遇到的困境与日本厨师烹饪河豚时遇到的类似，河豚的肝脏、卵巢、眼睛和皮肤中都含有河豚毒素，只要烹饪过程中犯任何一个小错误，食用者就会面临死亡的危险。日本厨师要经过三年的培训才能获准烹饪河豚，而猫鼬是怎么知道如何去除蝎子的尾刺呢？发表在《科学》上的这篇论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成年猫鼬首先会给它们的后代提供“准备好的”食物，其中包括毒刺已经被去掉的蝎子。当小猫鼬慢慢长大，成年猫鼬为它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活蝎子，而这显然有助于把幼崽培育成独立的猎手。因此，作者认为这一过程与人类教学过程的三个标准相吻合：第一，大人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种特定的行为；第二，这种行为对大人来说是需要费些功夫才能做到的；第三，相较于大人不加干预的情况，当有人教时，孩子能学得更快。
猫鼬的例子当然值得注意，因为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显然有助于它们存活下来。但这是真正的教学吗？在我看来，这些数据并不能支持猫鼬真的在教它们的幼崽这一结论，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关键因素被遗漏了，那就是对彼此知识的共同关注。没有证据表明成年猫鼬注意到幼崽知道什么，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幼崽知道成年猫鼬正在教它。成年猫鼬只会在幼崽长大的过程中把越来越危险的猎物放到孩子的面前。而据我们所知，这一机制可能完全是预先设定好的并且只适用于蝎子这种猎物。这是一种复杂但用处有限的行为，不像蜜蜂的八字舞或火烈鸟的求偶舞那样是整个种群内部共享的交流方式。
简而言之，尽管我们试图把我们所认知的教学概念投射到猫鼬和蝎子身上去，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行为与我们的相差甚远。由于其明显的局限性，猫鼬的教学故事反倒是反映出人类这种教学行为是真正独特和珍贵的。在学校里，真正的教学关系包括教师和学生之间很强的心理联结。一名好的老师会为他的学生建立一个心理模型，他知道学生有什么技能，会犯什么错误，他还会采取一切行动来丰富学生的思想。因此，这个理想的老师的形象把那些只是机械性地讲授老套的课程内容，且不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期望因材施教的老师（无论是真人抑或是计算机）排除在外了，因为像这样不动脑子的、单向的教学是没有成效的。反过来说，只有当学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老师在尽其所能地传达知识时，教学才会有效。任何健康的教学关系都必须建立在双向的关注、倾听、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人类外的任何动物中，存在这种学生和教师相互关注彼此心理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即使是猫鼬采用的这种与人类近似的教育方式也没能体现出教育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每个人都是一部人类通史”，朱尔斯·米歇莱（Jules Michelet）这样说道。通过教育，我们向他人传递了几千年来人类的智慧结晶。我们所学到的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都是我们的祖先赠予我们的财富。如果没有语言，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公共教育，我们谁也不可能独自发明或发现现存的那些所有能扩展我们生理和心理功能的工具。教育和文化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人类智慧链条上的继承人。
不过人类对社会沟通和教育的依赖既是福，也是祸。从另一个方面看来，迷信思想和虚假信息在人类社会中能被如此轻易地传播开来也是教育的过错。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的脑就会轻易相信我们听到的故事，不管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在社会环境中，我们的脑会放松警惕，我们不再是未来的科学家，而是让自己变成了毫无主见的旅鼠。这会有好处，当我们相信科学老师讲授的知识时，就不用再重复自伽利略时代以来的每一个实验！但是当我们集体传播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不可靠“智慧”时，这种依赖性就也可能会是有害的。正是对前人知识的盲目信任，医生才不加思索地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放血治疗，且从未测试过它们的实际效果。
前文提到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同时也证明了社交学习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聪明的孩子变成盲目的模仿者。早在14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就能轻易地模仿他人的动作，即使这些动作对婴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正是因为它没有意义，所以婴儿才特别喜欢模仿。在图7-8的实验中，当婴儿看到一个双手被披肩绑着的大人用自己的头按压一个灯的按钮时，婴儿们推断，自己可以用空着的手简单地按下按钮，这就是他们最终模仿动作的方式，而不是去复制每一个细节。然而，如果他们看到同一个人不为特别的原因、在双手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用头去按压灯的按钮时，婴儿似乎会放弃所有的推理，选择盲目地信任大人，低下头来忠实地模仿这个行为，当然，用头按压开关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婴儿低下头的这一动作似乎是人类社会和宗教延续下来的数千种仪式或动作的前身，即便是成年后，这种社会顺从现象也仍然存在并还在增加。即使是像判断一条线的长度有多长这样的小事，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我们的邻居得出与我们不同的结论时，我们经常会修正自己的判断，使自己和他人观点一致，即使他人的答案并不怎么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身的社会性本能会凌驾于理智之上。
简而言之，人脑有两种学习模式：一种是主动模式，我们像优秀的科学家一样主动对外部世界形成假设并对其进行测试；另一种是接受模式，我们被动吸收他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且不再去亲自验证。第二种模式通过文化的棘轮效应，使人类社会在过去的5万年中实现了非凡的扩张。
但是，如果缺乏第一种模式的批判性思考，那么第二种模式会让我们很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伤害。积极地验证知识、拒绝道听途说以及形成有意义的个人建构，这些做法都是保护我们免受传说和所谓的“大师”欺骗的基本过滤器。因此，我们必须在两种学习模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学生必须专心听讲并对老师讲授的知识有信心，但也必须成为学习的主人，可以自主地、批判性地思考。
本文整理自《精准学习》，作者斯坦尼斯拉斯·迪昂